压力之下，有人选择死磕到底，有人选择降低标准。过去，前者是美德，后者是堕落。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倦怠，只要条件允许，就辞职或者减少工作——这说明社会观念正在转变。所以，我想提出一个反常的观点：在很多情况下，降低标准反而是更明智的选择。

然而，一个甘于平庸的人通常不会费心去进行这种道德辩护。他们通常会拒绝将此视为美德与罪恶的对立，并摆脱这种理想主义的束缚。相反，我们这些甘于平庸之辈，会以一种嘲讽式的自我认知，以及对“高标准是前进的动力”这一说法的怀疑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这条推文就说得很到位：

这话其实没听起来那么消极——动力、自律和精力都是复杂的人格特质，虽然并非天生或后天养成后就一成不变，但确实会形成相当稳固的平衡状态，想把这些平衡硬扭成表面更符合社会期望的样子，光靠打鸡血的成功学鸡汤或是突然信奉什么斯多葛主义（Stoicism）、创业狂这类看似硬核的人生哲学可不够，因为现实生活可比这复杂凌乱多了。

【译注：斯多葛主义（Stoicism）是古希腊哲学家芝诺创立的哲学流派，核心教人用理性应对不可控的外部世界，像"心理防弹衣"般提升抗压能力。】

人没法靠喊口号或讲大道理，就突然拥有超强的意志力和自律性，从此开启人生新篇章。天生努力的人，一直都很努力；天生咸鱼的人，也一直都很咸鱼。当然，人是可以改变的，但那种改变非常罕见，而且往往来势汹汹。更常见的情况是，你会迅速打回原形。所以，让一个拼命三郎突然放松下来很难，反之亦然。

当然，总有些突发事件或人生危机，能带来或暂时、或永久的改变。比如，一个 A 型血的奋斗狂人在心脏病发作后，可能会放松几个月，甚至彻底改变生活方式。一个懒癌晚期患者，也可能因为一个特别来劲的项目，瞬间变身打了鸡血的工作狂，甚至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但这种“咸鱼/奋斗”状态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所以，面对压力时，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改变行为模式，这是好事。更常见的情况是，人们会降低标准，但维持原有的行为习惯。

2008 年左右，我听“搞定一切”时间管理法的创始人 戴维·艾伦（David Allen） 讲了个段子，瞬间顿悟。他说，提高效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降低你的标准。我当时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我以前也是个降低标准的人，但总觉得有点愧疚。听他这么一说，我瞬间变成了理直气壮的“降标大师”。

关键在于，压力的增加会改变你整个人生的“付出/回报”公式。过去的那些习惯，现在做起来代价更高，回报可能还变少了。如果你精力充沛，还能靠“更加努力”来弥补一阵子。但这要么意味着，对你来说，边际能量支出比别人更划算；要么意味着，从一开始，这个“回报”对你来说就更有价值，只不过你之前占了个大便宜，付出的远低于你原本愿意支付的。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承受极限，当付出与回报的平衡被彻底打破时，虽然还不知道该怎么重新调整这种关系，但至少得先争取时间和精力来做决定，而降低标准就是争取缓冲空间的一个办法。

降低标准，能同时降低付出和回报，而且对你正常生活模式的冲击也最小。这同时也是一种在社会层面行得通的策略。人类群体已经进化出了一整套策略，来应对标准不可预测地下降情况下的合作。我们一直在不断地协商他人变化的标准，通过补偿，或明或暗地进行。

精神饱满、充分休息时做个三明治，和在劳累了一天、又饿又累时做三明治，完全是两码事。在前一种情况下，你可能会花时间和精力，给自己做一个美味的三明治。但在后一种情况下，你可能就随便凑合一下了。这就是降低标准。你仍然在吃三明治，所以你生活方式的这一部分是稳定的。如果你要为全家人做三明治，那... 凑合吃吧！ 你已经通过降低他人的价值，将你增加的成本转嫁出去了。

用改良版的"切斯特顿栅栏"理论来看就很好理解——你生活中那些根深蒂固的习惯就像田里的一道栅栏，你隐约知道它存在的意义但又不完全明白，当面临压力时，你既不会选择彻底拆掉栅栏（强行改变现状），也不会选择原封不动（拒绝任何改变），而是把栅栏拆矮一截，虽然栅栏还能用但没那么好用了，这样既保留了原有功能又获得了应对新情况的灵活性，当然效果肯定不如彻底重建，就像很多"中庸之道"的产物一样，这种折中方案虽然不完美但最实际。

实际上，现实中的栅栏就是这样慢慢老化的——那些不太重要的栅栏总会莫名其妙出现缺口或破损，成为人们心照不宣的捷径，你虽然会顺着牛踩出的小路在栅栏上开个口子，但也就随便弄弄凑合着用。

有时候，你的大脑和身体会“同流合污”，一起降低标准。比如，饿到不行的时候，随便什么东西都觉得好吃——大脑会主动提高对“奖励”的感知，让你觉得付出一点点努力就能得到巨大的满足。当然，这种机制偶尔也会失效，让你真切地体会到“现实降级”是什么感觉。

当然不能天真地看待这事——如果你是飞行员或外科医生，把标准降到安全线以下会危及他人生命；要是你面对的"切斯特顿栅栏"是监狱围墙，关着危险罪犯，那你肯定不能在围墙上随便开洞。

即使你愿意通过降低标准来冒自己的生命危险，冒他人生命危险是另一回事（尽管群体中降低标准的共识，并且有机会选择退出，在群体层面上是同样的策略）。

但即使在明显无法宽恕的情况下，也有选择。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或飞行员，你可以减少工作时间以减少收入。

如果你的服务是急需的，那会产生另一种紧张感，但对于那些从事此类服务职业的人来说，通常被需要更多会提高奖励，更多的努力是值得的。

有一种更微妙的影响是你无法控制的。有些任务，根本没有有意义的降低标准的方式。要么高水准完成，要么干脆不做。创造性工作通常就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位屡获殊荣的诗人，那就没有必要降低你的标准去写糟糕的诗句。

我喜欢用“边际能源成本”（（Marginal Cost of Energy））来思考这个问题——有些活动只有在廉价能源的驱动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你可以随意挥霍这些能源；正如某些投资只有在资本成本足够低时才值得。

【译注：边际能源成本（Marginal Cost of Energy）是指每多生产或消耗一单位能源所增加的额外成本，这个概念可以形象理解为"能源使用的性价比临界点"。】

奴役一位诗人并鞭打他们，并不能更快地创作出好的诗句。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创造性职业都倾向于出现类似于“作家瓶颈”的现象。运动员在他们的运动项目中会经历低潮期。演员会表现出没有灵感或勉强的表演。你无法通过努力摆脱这些困境，也无法“降低你的标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暂时什么都不做，然后尝试用其他方式恢复你的状态。

这里还有很多现象学的东西，我留给你们自己去思考。现在让我们回到我最初提出的观点，即有可能颠倒过来，将降低标准视为一种美德，而将不惜一切代价坚持标准视为一种恶习。

当今社会的主流道德观特别推崇坚持高标准，质量把控几乎成了道德标杆——我们常说"偷工减料"、"缺斤短两"、"消极怠工"这些词，都把降低标准和弄虚作假挂钩，还有"好是更好的敌人"这样的格言，以及一味追求形式上的精益求精却不管实际用途的风气。

当然，那里也存在值得注意的危险。

降低标准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旦习惯了低能量、低成本，就会陷入一个不断下滑的恶性循环。这是一种常见的自我放纵模式（当然，更常见的是，因为道德风险，为了榨取更多利润而忽视标准）。

另一个大问题是，人很容易陷入舒适区。有时候，你得主动打破常规，才能跳出泥潭。但降低标准会让你更容易待在舒适区，因为你只需要更少的能量和更小的回报就能维持现状。

当然，一个平庸的三明治也比饿死强。如果没法喝到精心冲泡的咖啡，一杯普通的咖啡也能让你早上充满活力。如果你对水非常敏感，只喜欢某个品牌的瓶装水，实在不行喝自来水也凑合。

抛开纯粹的口味偏好不谈，即使是那些具有实际功能和生死攸关的事情，降低标准有时也是正确的选择。比如，急救医疗，关键在于提供“足够好”的即时救治，而不是追求完美但会延误时机的治疗方案。现在能做什么就做什么，马马虎虎的及时干预也比完美的死后抢救强。在机会窗口期内，今天能上线的 MVP（最小可行产品）也胜过十年后才问世的完美产品。

但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实用主义取舍、二八法则的应用，或者对不确定的时效性事物进行动态优化这么简单。

【译注：二八法则（帕累托法则/Pareto Principle）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发现的普遍规律，指80%的结果往往来自20%的关键投入。】

降低标准，其实有着深刻的哲学和伦理原因。压力，意味着环境变化，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选择。说白了，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降低标准，实际上是在重视你生命中那些难以量化的整体价值，重视你整个无限的未来，而不是只看重那些狭隘的、容易被定义的方面，特别是那些只在特定时间范围内有意义的东西。

降低标准，是为了避免过早地优化某个特定“有限游戏”的结果，转而追求扩展和丰富“无限游戏”。降低标准，是为了在难以量化的“人生效用函数”中，腾出空间来彻底改变标准本身。而且，这一切都不会过分扰乱你生活的既有形式。很多时候，在你弄清楚状况之前，不妨先“划水摸鱼”，而不是彻底放弃。毕竟，你可能最终会决定，正确做法是重新提高标准，并投入新的努力。

降低标准可以理解为不可逆转的颠覆的渐进改善。它是将滑坡效应作为一种特性而非缺陷来使用。这有点像是半燃烧着你的桥梁。它是在以渐进的方式做激进的事情。

【译注：滑坡效应（Slippery Slope）是指某个看似微小的决定或变化，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致难以挽回的重大后果，就像在斜坡上踏出第一步后不由自主地滑向深渊。】

我认为围绕这个想法的广泛哲学和精神已经在时代精神中发展了近十年。

纳西姆·塔勒布（Many of Nassim Taleb）的很多理念都符合这种思维方式——降低标准是符合"林迪效应"（ Lindy）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做法），逐步降低标准直到找到能长期维持的状态就是"反脆弱"，而那些需要你突然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自律和坚持"的理想化计划反而最脆弱，不过我觉得他有些重要原则（或者说我个人认为的执念）与彻底拥抱平庸的生活方式存在矛盾，但话说回来，对这种理念半心半意的认同可能才最合适，毕竟在践行"降低标准"这件事上，你本身也得愿意降低标准才行。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关于“可读性”的观点也与这个理论相符。标准是清晰易懂的行为模式的一个特征。如果你不愿意放弃标准，那就意味着你不愿意放弃那种试图清晰掌控自身行为的、带有威权色彩的现代性模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工程学意义上追求更高的标准（我最近一直在读很多关于标准和精度的历史），通常意味着你要在物理和计量层面改变你所做的事情，而不是拼命地试图用纳米级的精度来做手工木工活。在工程领域，坚持精确和不加批判的标准会让你成为约翰·亨利（美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象征着与机器竞争的工人），而不是创新者。在蒸汽动力凿岩机发明之后，成为最好的钢铁工人真的没什么意义。如果他能降低自己的标准，在一个蒸汽动力的世界里协商一个不同的或更低的角色，他就能继续活下去，也许还能以不同的方式享受生活。

换个角度看，死守那些崇高的理想标准，也可能适得其反。环境变了，那些标准可能早就过时了。你坚持的高标准，也许是通过转嫁成本，或者冒着严重的道德风险来实现的。又或者，你手握不正当的权力，靠欺压别人来满足高标准，而那些人根本没法反抗你替他们做出的那些霸道决定。

顺便说最后这点正是很多人降低标准的直接原因——当收入过低又别无选择的员工被专制老板压榨时，他们往往会通过降低标准来让自己轻松些，而且这种方式专制者还很难监管，就像那个被剥削的工人偷偷往机器里塞扳手来"争取"休息时间的经典桥段，其实就是通过降低标准（这里指运行时间和维护成本的标准）来重新协商工作条件。

人道的良好定义实际上是指，在符合特定工作环境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可以合理降低标准的情况。设计人道化的系统，就是为真正的人而设计，他们不会突然“培养出纪律性和对常规的遵守”，而这些是他们历史上从未表现出来的。

疫情期间，大家纷纷辞职，原因很简单：长期高压精神奔溃了。这说明，当你的身心健康亮起红灯时，本能地降低对“成功人士”这个社会剧本的期望，才是止损的最佳方式。就算你一时半会儿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不快乐，也要试着降低标准。降低你对一切事情的标准，这才是挑战你对现状和你自己的理解的最佳方式。

如果你对生活不满意，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那就从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开始，没准儿瞎猫碰上死耗子，一下就找到病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