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 35 岁那年，我才恍然大悟，我的教育可能出了点问题。我刚买了房子，水管坏了，一个水管工站在我的厨房里。他是个矮胖的汉子，留着山羊胡，戴着红袜队的帽子，操着一口浓重的波士顿口音。我突然意识到，我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和这样的人聊天。他的经历对我来说如此陌生，他的价值观如此难以捉摸，他的语言如此神秘，以至于在他开始工作前，我连几分钟的寒暄都做不到。十四年的高等教育，手里握着几个常春藤盟校的学位，我却站在那里，僵硬而愚蠢，被自己的无知弄得哑口无言。我的一个朋友称之为“常春藤智障”。我能和其他语言、其他国家的人交流，却无法和我家里这个人说话。

我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意识到自己教育的不足，这并不奇怪，因为精英教育最不可能教你的就是它自己的不足。在耶鲁和哥伦比亚的二十四年经历让我看到，精英大学不遗余力地鼓励学生自我吹嘘，因为他们能在那里学习，因为那里能给他们带来的机会。精英教育的优势确实不可否认。至少在某些方面，你学会了思考，建立了必要的人脉，让你能够开启一段充满社会最珍视回报的人生。在这种背景下，考虑到某些机会的创造同时也意味着其他机会的取消，某些能力的发展同时也意味着其他能力的削弱，这不仅令人愤慨，而且是不可想象的。

我说的不是课程设置或文化战争，不是美国思想的封闭或开放，不是政治正确，不是经典著作的选择，诸如此类。我说的是这些争论发生的整个体系。不仅仅是常春藤联盟及其同类院校，还包括让你进入这些学校的机制：私立和富裕的公立“预备”学校，日益壮大的家教、考试辅导课程和强化项目体系，整个疯狂的招生过程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切。一如既往，媒介即信息。在精英大学课堂之前、之后和周围，一系列价值观被不断灌输。随着全球化加剧经济不安全感，我们作为学生、家长和整个社会，正越来越投身于一个庞大的教育优势体系。如此多的资源投入精英学术事业，如此多的人争夺顶端有限的位置，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最终你究竟得到了什么——我们所有人究竟得到了什么，因为正如这些院校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们的学生，今天的精英学生就是明天的领导者。

正如我那天在厨房里所领悟的，精英教育的第一个弊端就是它使你无法与和你不同的人交谈。精英学校以其多样性为傲，但这种多样性几乎完全局限于种族和民族。就阶层而言，这些学校在很大程度上——事实上是越来越——同质化。你可以参观我们伟大国家的任何一所精英校园，你会为白人商人和专业人士的子女与黑人、亚裔和拉丁裔商人和专业人士的子女一起学习和玩耍的温馨景象而兴奋不已。与此同时，由于这些学校倾向于培养自由主义态度，他们的学生陷入了一种矛盾的境地：他们想为工人阶级代言，却无法与工人阶级的任何人进行简单的对话。看看最近两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尔·戈尔和约翰·克里：一个来自哈佛，一个来自耶鲁，两人都是诚恳、正直、聪明的人，但都完全无法与更广泛的选民沟通。

这不仅仅是阶层的问题。我的教育让我深信，那些没上过常春藤盟校或者同等级别学校的人，不值得一谈，不管他们属于哪个阶层。我被灌输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这些人在我之下。我们被标榜为“最优秀最聪明”，就像这些学校喜欢自诩的那样，而其他人则是，嗯，其他的：不那么优秀，不那么聪明。当别人告诉我他们上的是不那么有名的大学时，我学会了用那种略带同情的“哦”来表示理解。（如果我上的是哈佛，当被问及在哪里上学时，我会学会说“在波士顿”——这是剑桥版的贵族义务。）我从未意识到，有些聪明人不上精英大学，往往正是因为阶层的原因。我也从未意识到，有些聪明人根本不上大学。

我同样没有意识到，有些聪明人并不“聪明”。多元智能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但无论精英大学多么喜欢在新生中掺杂几个演员或小提琴手，他们选拔和培养的是一种智能：分析型智能。虽然这在所有大学都普遍存在，但精英学校正因为其学生（以及教职员工和管理人员）在这方面的智能如此之高，更容易忽视其他智能的价值。人们自然会珍视自己最拥有的、最能带来优势的东西。但社交智能、情感智能和创造力，仅举这三种，并不是教育精英的专利。“最优秀”的只是在一个狭隘的意义上是最聪明的。只有走出教育精英的圈子，才能开始发现这一点。

那些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聪明的人呢？我有个朋友，从一所普通的公立高中毕业后进入了常春藤盟校。她曾说，上这样的学校的价值之一是，它教会你如何与愚蠢的人打交道。有些人在精英大学的方式上很聪明，有些人在其他方面很聪明，还有些人根本不聪明。不知道如何与他们中的任何一类人交谈，这应该是令人尴尬的，哪怕只是因为与人交谈是真正了解他们的唯一方式。精英机构应该提供人文教育，但人文主义的首要原则是泰伦斯的：“人的一切我都不会陌生。”精英教育的第一个弊端是，它使你疏离了太多的人性。

精英教育的第二个弊端，隐含在我所说的中，是它灌输了一种虚假的自我价值感。进入精英大学、就读精英大学、从精英大学毕业——所有这些都涉及数字排名：SAT 、GPA 、GRE 。你学会用这些数字来标榜自己。它们不仅代表你的命运，还代表你的身份；不仅代表你的身份，还代表你的价值。有人说，这些考试真正衡量的是你参加考试的能力，但即使它们衡量的是某种真实的东西，那也只是现实的一小部分。问题始于学生被鼓励忘记这个事实，始于学术优秀变成了某种绝对意义上的优秀，始于“在 X方面更好”简单地变成了“更好”。

对自己的聪明才智感到自豪，这本身没什么不对。但问题是，那些精英学府从你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起，就开始纵容你的自满和自我陶醉。从新生入学到毕业典礼，这种信息无处不在：每个语调、每个点头、每个传统、每篇学生报纸的文章、每场院长的演讲，都在暗示：你已经到达了顶峰，欢迎加入这个圈子。随之而来的推论也很明显：你配得上这里能带给你的一切。当人们说精英学校的学生有强烈的优越感时，他们的意思是这些学生认为自己因为 SAT 分数高，就理应得到比别人更多的东西。

在耶鲁，毫无疑问在其他地方也一样，这种信息以一种令人尴尬的直白方式得到强化。大学的物理形态——那些四合院和住宿学院，哥特式的石墙和铁门——都是由围绕墙壁的锁着的大门构成的。每个人都带着一张 ID 卡，这张卡决定了他们能进哪些门。换句话说，大门是一种主导性的隐喻——因为大学的社会形态，就像每所精英学校一样，也是这样构建的。精英大学是被锁着的大门守护的封闭领地，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进入。学生们对这一教训的吸收能力，从他们在这些大门内再建更多大门、创造更加排他的特殊领域的做法中得到了证明——在耶鲁，就是那些著名的所谓“秘密社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公开的秘密社团”，因为真正的保密会违背它们的目的。如果被排斥的人不知道自己被排斥了，那排斥就失去了意义。

因此，精英教育的一个重大误区在于，它教导你认为智力和学术成就的衡量标准在某种道德或形而上的意义上就是价值的衡量标准。但事实并非如此。精英学校的毕业生并不比愚蠢的人、无才能的人，甚至懒惰的人更有价值。他们的痛苦并不比别人更痛苦。他们的灵魂也不比别人更重要。如果我信教的话，我会说，上帝并不更偏爱他们。政治含义应该是明确的。正如约翰·罗斯金告诉早先的精英阶层的那样，用你的大脑去抢夺并不比用拳头去抢夺更不邪恶。“工作必须永远存在，工作的领导者也必须永远存在……但成为工作的领导者……和攫取工作的利润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政治的影响远不止于此。精英教育不仅能让你跻身上流社会，还能为你在那里的生活做好准备。直到我开始比较我和我学生的经历，以及一位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就读的朋友的经历时，我才意识到这一点。像耶鲁这样的学校，虽然有截止日期和出勤要求，但没人把它们当回事。只要开口，就能获得延期；因缺课扣分的威胁几乎从未兑现。换句话说，耶鲁这类学校的学生总是有第二次机会。而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这样的学校则不然。我的朋友曾在一门课程中，因为刚结束服务员的工作，论文迟交了一小时，成绩从 A 降到了 D。

这可能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在精英学校是难以想象的。同样难以想象的是，她无处求助。克利夫兰州立大学的学生，不像耶鲁的学生，没有一群顾问、导师和院长为他们写迟交作业的解释信，需要时提供额外帮助，跌倒时扶他们起来。他们从冷漠的官僚机构那里批量获得教育，而不是由面带微笑的职员个别包装后递送。我的学生经常获得的那种机会在这里少之又少——与来访的权贵上课，与外国显要共进晚餐。同样稀少的还有耶鲁这类学校大量提供的特殊基金：旅行津贴、研究奖学金、表演补助金。每年，我在耶鲁的系里都会颁发数十个现金奖，奖励从新生作文到毕业项目的各种成果。今年，仅这一个系的奖金就超过了 9万美元。

在像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这样的学校，学生们并非只要完成作业就能得到A-。最近有很多人对成绩膨胀忧心忡忡，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最令人震惊的是它的不均衡性。 40 年前，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平均绩点都在 2.6 左右，接近传统的 B-/C+曲线。从那时起，各地的绩点都有所上升，但幅度相差甚远。公立大学的平均绩点现在约为 3.0，即 B；私立大学约为 3.3，接近 B+。在大多数常春藤盟校，更接近 3.4 。然而，总有一些学生不完成作业，或者选修了完全超出自己专业领域的课程（出于兴趣或为了满足学分要求），或者本身就不符合标准（如运动员、校友子女）。在耶鲁大学这样的学校，那些按时上课且努力学习的学生，至少期望得到A-，而大多数时候，他们也确实能得到。

简而言之，大学里对待学生的方式，是在为他们毕业后将要占据的社会地位做准备。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这样的学校，他们正在接受培训，为将来在阶级制度中层的某个官僚机构中工作做准备。他们被调教得适应鲜有第二次机会、没有延期、少有支持、机会有限的生活——一种从属、受监督和被控制的生活，一种以最后期限而非指导原则为准则的生活。当然，在耶鲁这样的地方则恰恰相反。精英们喜欢认为自己属于精英管理制，但这只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进入大门非常困难，但一旦进入，几乎没有什么能让你被开除。无论是最糟糕的学业失败，最恶劣的剽窃行为，甚至威胁对同学施以人身伤害——我听说过这三种情况——都不会让你被开除。人们觉得，天哪，那样做太不公平了——换句话说，这是老男孩网络（old-boy network）的自我保护，尽管现在也包括了女孩。精英学校培养优秀人才，但也培养我认识的一位耶鲁前研究生所说的“理所当然的平庸”。A是优秀的标志；A-则是理所当然的平庸的标志。这又是一个隐喻，与其说是一个成绩，不如说是一个承诺。它的意思是，别担心，我们会照顾好你。你可能并不出色，但你已经足够好了。

【译注：“Old-boy network”（也称为“old boys' network”或“old boys' club”）是一个非正式的系统，类似于校友会。其中具有相似社会或教育背景的富有男性会在商业或个人事务中互相帮助。】

在这儿，大学也映射了成人世界的规则（除非情况正好相反）。对于精英阶层来说，总有另一次机会——救援、特赦、短期疗养——总有丰富的人脉和特殊津贴——乡村俱乐部、会议、年终奖金、分红。如果说阿尔·戈尔和约翰·克里代表了精英教育的一种典型产物，那么乔治·W·布什则代表了另一种。我们现任总统，这个有权有势的平庸之辈的化身，恰好毕业于耶鲁大学，这并非偶然。有权有势的平庸确实是他政府的运作原则，但正如安然、世通和其他互联网泡沫破裂时的丑闻所显示的那样，这也是美国企业界的运作原则。支付给表现不佳的 CEO 的高额薪酬就是成人版的 A-。任何还记得肯尼斯·莱如何以受伤的自以为是态度迎接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观念的人，都会理解这种心态——一旦你进入俱乐部，你就有上帝赋予的权利留在俱乐部里。但你不需要记住肯·莱，因为去年在斯库特·利比（另一个耶鲁人）的案件中，整个动态又重演了一遍。

【译注：本文发表于2008年。当时，乔治·沃克·布什担任美国总统，他的任期是从2001年1月20日到2009年1月20日。】

如果说精英教育的一个缺点是它对平庸的诱惑，那么另一个缺点就是它对安全的诱惑。当父母解释为什么他们如此努力地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时，他们总是说这是因为它开启了机会。但它又关闭了哪些机会呢？精英教育给你机会变得富有——毕竟，这就是我们在谈论的——但它剥夺了你不富有的机会。然而，不富有的机会是年轻美国人所拥有的最大机会之一。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富裕的社会，它能够为整个阶层的人提供体面的生活，而在其他国家或早些时候，这些人处于贫困或至少是屈辱的边缘。在美国，你可以舒适地生活，成为一名教师、社区组织者、民权律师或艺术家——也就是说，按任何合理的定义来说都很舒适。你必须住在普通房子里，而不是曼哈顿的公寓或洛杉矶的豪宅；你必须开本田而不是宝马或悍马；你必须去佛罗里达度假，而不是巴巴多斯或巴黎，但与每天从事你相信的、适合你的、你热爱的工作的机会相比，这些损失算得了什么呢？

然而，正是这种机会被精英教育剥夺了。我怎么能成为一名教师呢——那不是浪费我昂贵的教育吗？我不是在浪费父母辛苦为我创造的机会吗？我的朋友会怎么想？在我们 20 周年同学聚会上，当他们都成为富有的律师或纽约的重要人物时，我该如何面对他们？而在所有这些问题背后的问题是：这不是有失我的身份吗？于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宇宙关闭了，你错过了你真正的使命。

这并不是说精英大学的学生毕业后从不追求更冒险或收入较低的道路，但即使他们这样做，他们也往往比其他人更快放弃。（我们甚至不要谈论来自特权背景的孩子根本不上大学，或推迟几年入学的可能性，因为无论这些选择有时可能多么合适，我们僵化的教育心态都将它们置于可能性的宇宙之外——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在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做什么的情况下梦游般地上了大学。）这似乎没有道理，特别是因为精英学校的学生毕业时往往负债较少，更有可能靠家庭资金维持一段时间。直到我从我系里的几个研究生那里听说这种现象，我才意识到它的存在，一个来自耶鲁，一个来自哈佛。他们谈论尝试写诗，他们的大学同学在一两年内就放弃了，而他们认识的来自不那么著名学校的人仍在坚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精英学校的学生期望成功，而且期望立即成功。他们从定义上说从未经历过其他情况，他们的自我意识建立在成功的能力之上。不成功的想法让他们感到恐惧、迷失方向、失败。他们一生都被对失败的恐惧所驱使——通常，首先是他们父母对失败的恐惧。第一次考试失败时，我走出考场，感觉自己不再知道自己是谁。第二次就容易多了；我开始学会失败并不是世界末日。

如果你害怕失败，那么你也会害怕冒险。这就开始解释了精英教育最根本也是最致命的缺陷：它本质上是反智的。听起来可能有点反直觉。精英学校的学生难道不是最聪明的吗？至少在狭隘的学术意义上是这样？他们不是比任何人都更努力吗——实际上，比任何一代人都更努力？确实如此。但是，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是聪明。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意味着不仅仅是完成作业。

如果很少有学生带着这种理解进入大学，这并不奇怪。他们是这个系统的产儿，这个系统很少要求他们思考比下一个作业更重要的事情。在通往名校录取和高薪工作的道路上，这个系统忘记了教育他们，最重要的成就是无法用字母、数字或名字来衡量的。它忘记了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塑造思想，而不是职业。

首先，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意味着对思想充满热情——而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学期，为了取悦老师，或者为了得到好成绩。我在康涅狄格大学教书的一个朋友曾向我抱怨，他的学生不会独立思考。我说，耶鲁的学生确实会独立思考，但那只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希望他们这样做。我在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遇到过许多优秀的学生，他们聪明、有思想、富有创造力，与他们交谈和向他们学习是一种乐趣。但大多数人似乎满足于在他们的教育为他们划定的界限内着色。只有少数人将他们的教育视为更大的智力旅程的一部分，以朝圣者的心态对待思想工作。这些少数人往往觉得自己像怪胎，尤其是因为他们几乎得不到大学本身的支持。正如其中一位学生对我说的那样，像耶鲁这样的地方并不利于探索者。

像耶鲁这样的地方根本没有设置帮助学生提出重大问题的机制。我不认为美国大学曾经有过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但在 19 世纪，学生们至少有机会在教堂或校园里蓬勃发展的文学社团和辩论俱乐部中听到这些问题被提出。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随着美国大学人文主义理想的发展，学生们可能在具有强烈教学使命感的教授的课堂上遇到这些重大问题。这样的教师在这个国家仍然存在，但日益严峻的学术职业化要求使他们在精英大学里几乎绝迹。顶尖研究机构的教授仅仅因其学术工作的质量而受到重视；花在教学上的时间就是损失。如果学生想要一次转变的体验，他们最好去文理学院。

当那些顶尖大学自夸他们教会了学生如何思考时，他们其实是指教会了学生在法律、医学、科学或商业等领域取得成功所需的分析和修辞技巧。但人文教育本应意味着更多，大学对此也有所感知。所以，当学生们踏入大学校园，他们会听到几场演讲，告诉他们要提出宏大的问题；毕业时，他们又会听到几场演讲，再次强调要提出宏大的问题。然而在这四年里，他们学的课程却训练他们提出琐碎的问题——专业课程，由专业教授授课，面向专业学生。尽管博雅教育的理念中隐含着广博的概念，但招生过程却越来越倾向于选择那些已经开始以专业化视角看待自己的学生——小记者、未来的天文学家、语言天才。即便在精英学校，我们也正逐渐滑向一种美化的职业培训。

实际上，这似乎正是这些学校所期望的。精英学校之所以强调培养领导者而非思想家——权力的掌控者而非批评者，是有原因的。独立的思想不受任何忠诚的束缚，而精英学校的大部分预算来自校友捐赠，因此它们极力培养对学校的忠诚。正如另一位朋友，一个耶鲁大学第三代校友所说，耶鲁学院的目的是制造耶鲁校友。当然，为了让这个系统运作，这些校友需要有钱。在耶鲁，学生长期以来从人文和基础科学专业转向计算机科学和经济学等更实用的专业的趋势，得到了行政部门的默许。大学就业办公室对那些对法律、医学或商业不感兴趣的学生几乎无话可说，而精英大学也不会做任何事来阻止大量毕业生带着学位进入华尔街。事实上，他们正在为学生指明这条道路。博雅大学正在变成企业大学，其重心转向那些可以将学术专长转化为丰厚商业机会的技术领域。

难怪那些对思想充满热情的少数学生会觉得自己孤立和困惑。去年，我和其中一位学生讨论他对德国浪漫主义“教化”（bildung）理念的兴趣，即灵魂的培养。但是，他说——当时他是一名大四学生——当周围的人都在试图出卖自己的灵魂时，要培养自己的灵魂是很困难的。

然而，知识分子生活中还有一个层面高于对思想的热情，尽管我们的文化已经被如此彻底地净化，以至于即使是我最警觉的学生也难以触及，这并不令人惊讶。自 18 世纪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出现以来，其核心一直是对社会变革的承诺。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意味着思考如何实现理想社会的愿景，然后试图通过向权力说真话来实现这一愿景。这意味着进入精神流放。这意味着在孤独的自由中放弃你对上帝、国家和耶鲁大学的效忠。这不仅需要智力，还需要想象力和勇气。正如斯蒂芬·迪达勒斯所说：“我不怕犯错误，即使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一个终生的错误，也许甚至是一个永恒的错误。”

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首先得跳出自己的思维定势和那些强化这些定势的体系。但恰恰是那些最擅长在体系内游刃有余的学生，才能进入顶尖学府，他们几乎不可能看到体系之外的世界，甚至意识不到体系的存在。早在踏进大学校门之前，他们就已经把自己训练成了跳圈高手和老师的宠儿，无论老师多么乏味或者课程多么无聊，他们都能在每门课上拿 A，不管他们真正想用时间做什么，他们都会参加八到十项课外活动。有趣的是，二流学校，尤其是文理学院的情况可能比那些最有名的大学要好。有些学生最终去了二流学校，是因为他们和哈佛或耶鲁的学生没什么两样，只是天赋或动力稍弱。但另一些学生选择这些学校，是因为他们有更独立的精神。他们没有全 A的成绩，因为他们不屑于在每门课上都全力以赴。他们专注于对自己最有意义的课程，或者专注于某项强烈的课外爱好，或者专注于与学校无关甚至与美化大学申请无关的项目。也许他们只是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大量阅读并写日记。这些孩子一旦上了大学，很可能会对人文精神比对学校精神更感兴趣，并且会考虑带着问题而不是带着简历离开大学。

在耶鲁的这段时间里，我被大家看起来多么相似所震惊。你几乎看不到任何嬉皮士、朋克或艺术学校类型的人，在这所 80 年代被称为“同性恋常春藤”的大学里，公开的女同性恋者很少，时髦的孩子则完全没有。极客看起来并不那么极客；时尚的孩子们追求低调的优雅。三十二种口味，全都是香草味。最精英的学校已经变成了一个狭隘而令人窒息的同质化场所。每个人都感受到保持与成就相匹配的外表和情感的压力。（为成功而着装，为成功而服药。）作为一名长期担任顾问的人，我深知并非每个耶鲁学生都是得体和适应良好的，这正是为什么当我看到他们中的许多人表现得那样时会感到担忧。同质化的暴政在他们的生活中一定非常沉重。一个后果是，那些无法适应这个体系的人（他们往往来自较贫困的背景）经常走向另一个极端，陷入极度的不满和自我毁灭。但另一个后果与那些能够适应这个体系的大多数人有关。

几年前，我教过一门关于友谊文学的课。有一天，我们在讨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海浪》，这部小说讲述了一群朋友从童年到中年的故事。在高中时，其中一个人爱上了另一个男孩。他想：“我能向谁倾诉自己内心激情的迫切？...这里没有人——在这些灰色的拱门之间，在这些呻吟的鸽子、欢快的游戏、传统和竞争之中，一切都被巧妙地组织起来，以防止人感到孤独。”这是对精英大学校园的一个相当准确的描述，包括那个永远不允许感到孤独的部分。我想知道我的学生们对此有何看法？在一个你永远不会孤独的地方上学意味着什么？嗯，其中一个学生说，我确实感到独自坐在房间里很不舒服。即使我要写论文，我也会在朋友那里写。碰巧的是，就在那天，另一个学生做了关于爱默生的友谊论文的报告。他报告说，爱默生认为友谊的目的之一是为孤独做准备。当我正在问学生们认为这是什么意思时，其中一个打断说，等一下，你为什么首先需要孤独？你一个人能做什么是和朋友在一起做不到的？

就这样，他们就在那里：一个年轻人失去了独自静处的能力，另一个则不明白独处的意义。最近大家都在讨论隐私的丧失，但同样灾难性的是它的必然结果——独处的丧失。以前，即使你想和朋友聚一聚，也并非总能如愿。现在学生们始终保持着电子联系，他们从不会找不到彼此。但这种强迫性的社交并没有让他们发展出深厚的友谊。“我能向谁倾诉自己内心的迫切渴望？”我的学生在朋友的房间里写论文，而不是进行心贴心的交谈。她可能没有时间；事实上，其他学生告诉我，他们发现同龄人太忙了，忙到没有时间亲密交往。

当忙碌和社交不给独处留下任何空间时，会发生什么？那天我向学生们提出，进行自省的能力是过上智识生活的基本前提，而独处则是自省的基本前提。他们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其中一个人带着逐渐觉醒的自我意识说：“所以你是说我们都只是，就像，非常优秀的羊？”嗯，我不知道。但我确实知道，心智生活是一次一个人的生活：一次一个孤独的、怀疑的、抗拒的心智。培养它的最佳场所并非是一个实际目的在于复制阶级制度的教育体系之中。

培养出约翰·克里和乔治·布什的那个世界确实正在给我们带来下一代领导人。那个在高中三年级疯狂选修 AP 课程或者一边双学位一边编辑三份校园刊物的孩子，那个每所大学或法学院都想要但没人想要他们出现在课堂上的孩子，那个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思考的孩子，很快就会经营一家公司、一个机构或一个政府。她将取得诸多成就却缺乏经验，获得巨大成功却没有远见。精英教育的弊端在于，它给了我们现有的精英，以及我们将要拥有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