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我走进阿加西教授的实验室，告诉他我已经在科学学院注册，打算主修博物学。

他问了我几个问题：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过去有没有相关背景？将来打算如何运用所学？最后，他目光灼灼地问道：“你有没有特别想研究的方向？”

我屏息答道：“我希望在动物学各领域都打下扎实基础，但最想深入研究昆虫。”

“你想什么时候开始？”他问。

“现在。”我答道。

他听了很高兴，干脆地说：“很好！”随即从架子上拿下一个大玻璃瓶，里面泡着一条浸在泛黄酒精中的鱼。“拿着这条鱼，” 他说，“仔细看，我们叫它石鲈。一会儿我要问你都看到了什么。”

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不一会儿又折回来，仔细叮嘱我该怎么照看这个“研究对象”。

"连标本都照料不好的人，" 他语气笃定，"不配成为博物学家。"

我得把鱼放在一个锡盘里，不时用瓶中的酒精润湿鱼身，每次用完都要把瓶塞塞紧。那时候还没有磨砂玻璃塞和漂亮的展览瓶，所有老学生都记得那些没有瓶颈的大玻璃瓶：瓶塞沾满蜡渍，早被虫蛀得破破烂烂，瓶身也落满了地窖的灰尘。

昆虫学相对来说“干净”多了。但教授那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瓶底捞鱼的举动，实在令人钦佩，也令人不好意思讲究太多。尽管那瓶酒精散发出一种“古老而腥臭”的气味，在这神圣的实验室里，我也不敢露出半点嫌恶，只能硬着头皮把它当成清水来对待。

不过说实话，我心里还是有点失望——对一个狂热的昆虫爱好者来说，盯着一条死鱼看，实在提不起什么兴致。更糟的是，回到家后，那股腥气像附骨之疽，无论喷多少古龙水也盖不住，把家里人都熏得皱起了眉头。

十分钟内，我自认已穷尽这条鱼的所有细节，便起身寻找教授 —— 却发现他已离开博物馆。我在上层展厅逗留在奇珍异兽标本前多时，待返回时，盘中的鱼早已干透。我慌忙将酒精泼向鱼身，仿佛在抢救晕厥的生灵，目不转睛盼着它恢复湿漉漉的常态。这场小慌乱过后，只剩再度凝视这位沉默的 "伙伴"。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过去，这鱼愈显狰狞可怖。我将它翻来覆去：正面观之面目可憎，背面、底面、顶面、侧面乃至四分之三视图 —— 皆如鬼魅。临近正午时，我终于说服自己需要进食，便如释重负地将鱼小心翼翼放回瓶中，偷得一小时喘息。

午饭后归来，听闻阿加西教授曾短暂来过博物馆，却又离去，数小时内不会返回。同学们皆埋首忙碌，无暇闲聊。我缓缓取出那条丑鱼，怀着破釜沉舟的心情再度观察。教授禁止使用任何工具，连放大镜也不行 —— 我能依靠的唯有双手、双眼与这条鱼，研究条件堪称简陋。我将手指探入鱼喉，感受利齿的锋利；数了几排鳞片后，忽觉此举荒谬至极。忽然灵光乍现：何不画下这条鱼？动笔之际，竟惊讶地发现了诸多此前忽略的细节。恰在此时，教授回来了。

"这就对了，" 他赞许道，"铅笔是最敏锐的眼睛。我还很高兴地看到，你懂得保持标本湿润，瓶塞也封得很严实。"

这番鼓励后，他追问："那么，说说它有什么特征？"

他专注倾听我结结巴巴地描述那些尚叫不出名字的部位：带流苏的鳃弓、可活动的鳃盖，头部的细孔、肉质唇瓣与无睑的眼睛，侧线、棘鳍与分叉尾鳍，扁平而微拱的鱼身。我话音刚落，他仍面露期待之色，继而露出失望神情："你观察得还不够仔细！" 他语气骤然严肃，"连这动物最显著的特征都没注意到 —— 它就像鱼本身一样清晰可见！再看，仔细看！" 说罢便留我在懊恼中煎熬。

我既羞愤又难堪 —— 还要对着这条倒霉鱼耗下去！但此刻我下定决心沉下心来，竟接连有了新发现，这才明白教授的批评何其精准。下午时光飞逝，暮色四合时，教授忽然发问："现在看清了吗？"

"没有，" 我如实答道，"但我清楚意识到自己先前有多盲目。"

"这也算进步，" 他认真道，"但现在不必急着说。收好鱼回家吧，或许明早能给出更好的答案。记住 —— 明天考你时，不准先看鱼。"

这要求令我倍感煎熬。不仅要彻夜琢磨那条鱼 —— 在没有实物的情况下，推测那个 "显而易见却未被察觉" 的特征究竟为何；更要在不复习的前提下，次日精准复述所有观察结果。偏偏我记性欠佳，只能沿着查尔斯河心神不宁地踱步回家，满脑子都是这两个棘手难题。

次日清晨，教授热忱的问候让我稍感宽慰 —— 这位学者似乎比我更急切地盼着我亲自揭开真相。

"您是否指，" 我试探着问，"这条鱼身体两侧对称，器官成对分布？"

他难掩欣喜的 "正是！正是！" 让昨夜的辗转反侧都有了意义。他一如既往兴致盎然地阐述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后，我才敢询问下一步任务。

"继续观察你的鱼！" 他说罢再度离去，留我独自探索。一个多小时后他归来，倾听我列出的新发现。

"很好，很好！" 他连声称赞，"但还不够 —— 接着观察。" 整整三日，那条鱼占据了我的全部视野，他禁止我分心旁骛，亦不准使用任何辅助工具。"观察，观察，再观察。" 成了他的口头禅。

这是我生平接受过的最佳昆虫学训练 —— 其影响渗透于此后每项研究的细节之中；这是教授留给我的无价遗产，正如他留给无数学子的那样：无法用金钱衡量，亦永远不会舍弃。

一年后，我们几人在博物馆黑板上信手涂鸦解闷，笔下尽是奇形怪状的生物：腾跃的海星、搏斗的青蛙、九头蠕虫、倒立撑伞的庄严龙虾，还有咧嘴瞪眼的怪诞鱼类。教授不久后走进来，竟与我们一同看得津津有味 —— 他首先注意到的仍是那些鱼。

"全是石鲈科鱼类，" 他笑道，"定是某某先生的大作。"

所言不虚；直至今日，每当我提笔绘鱼，笔下浮现的始终是石鲈的轮廓。

第四日，同科的第二条鱼被置于第一条旁，教授命我指出二者异同；随后第三条、第四条相继登场，直至整个石鲈科家族在我面前陈列，瓶瓶罐罐铺满桌面与书架。曾经刺鼻的腥味竟化作宜人的气息 —— 时至今日，瞥见某个六英寸长、虫蛀斑驳的旧瓶塞，仍能唤起满溢的芬芳回忆。

就这样，我们逐一研习整个石鲈科类群。无论是解剖内脏、制作骨骼标本，还是记录各部位特征，阿加西兹在传授 "观察事实并系统整理" 方法的同时，始终敦促我们切勿止步于此。

"事实本是死物，" 他常言，"唯有与普遍规律相连，方能彰显价值。"

八个月后，我几乎是恋恋不舍地告别这些 "鱼类朋友"，重归昆虫研究；但这段 "跨界" 经历所赋予我的，远比后来多年专注于钟爱的类群所获更珍贵。